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托马斯．库恩在思考科学革命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当初人们对它的含义理解多达20多种，既有“具体的科学成就”，又有“特定的信念和预想”，甚至包括仪器、理论、形而上学等方面的规定统统在内。对此，库恩不得不再次辩证道：“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考查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不能只用共有规则说明这个集团确定的研究行为。
我还得出结论，共有的成功事例也可以为集团提供它所缺乏的规则。事例就是它的范式，而且是以后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必要的张力》）
人们有理由期待库恩的这一重要思想本身也得到众多“成功事例”的证明。新千年伊始，湖北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120万言《中国社会史论》，正是这样的事例证明。
首先，《史论》实现了社会史本体论意义上的范式探索。
“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抑或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对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史学界认真思考并发生过热烈的争论。对此，《史论》收录的有代表性的专家之论，大大推进了社会史本体论的范式建构。在这里，赵世瑜、乔志强、冯尔康、刘志琴、王先明、常建华发表了个性化的、甚至严重分歧的各自观点。笔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这篇短文中一一比较它们的异同，也无法判定各自的短长，但是却完全相信读者诸君在仔细阅读以后一定会得出和笔者相同的结论：在这些充满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的观点碰撞、理论辩驳、思想融合的基础之上，为社会史研究这一“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学科本体论范式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
其次，《史论》实现了社会史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探索。
方法论建设与本体论建设一样，同为学科“起飞”的双翼之一。在这方面，《史论》所录数十篇针对不同社会史问题———理论的与实际的，宏观的与微观的，方面性的与阶段性的，时间的与空间的开展研究的精心之作，在论题设计、材料取舍、视角选择、逻辑展开、心得提炼、结论表述等等方面所显示的“工艺操作性”智慧，不仅为读者贡献了学术（科学）审美愉悦的可能对象与条件，而且为社会史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和总结对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学科范式意义上的方法及其理论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个别“权威”的专利。它只能由“科学共同体”在广泛持久实践的基础上，集思广益，“自然”形成。就此而论，《史论》邀约社会史研究的各路英杰，在严整结构框架中汇集他们最新研究成果的编撰方略，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意义。这也许是它一面世就起学界注目的更基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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